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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士的中学时代:有学霸也有崛起者

发布时间:2016-05-23 22:37:14  来源:盐城培训网  浏览:   【】【】【

  “小学印象模糊,大学印象不深刻,唯独中学在我的人生中留下抹不去的记忆。我后来能做点事情,与在中学时代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曾深情回忆自己的科学起航原点。

  怀抱青春、激情和梦想的中学生活到底应该怎样度过?作为拥有中国科学技术领域最高学术称号的院士群体,他们的“学习秘籍”、成长历程和追梦故事对于今天的青少年无疑是一个镜鉴。

  为此,本报记者在北京、武汉、南京、深圳、合肥多地连续寻访了12位院士,并在近日推出的图书《院士的中学时代》中盘点,试图打捞一段不可复制的记忆,还原院士青葱岁月,追慕他们成长的图景,破解培养英才的密码。

  “他们是星空中最闪耀的群星。”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为《院士的中学时代》一书作序推介。

  回望院士们的成长之路,记者发现,他们是科学界皇冠明珠的锻造者,也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;他们中有教育世家之子,也有山村农民的后代;他们中有 少年成名的“学霸”,也有高考落榜的崛起者;他们曾经爱读《天龙八部》、而今也追《中国好声音》……而中学时代的积淀正是他们得以厚积薄发的关键所在。

  在接受采访时,院士们不止一次公开表示:“中学是人生中最好的时光。”

  “人生成长是一场马拉松”

  “不要输在起跑线上”的教育理念被今天无数的家长和老师奉为圭臬。

  然而,记者采访的院士们则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。

  杨乐院士曾算过一笔账:博士毕业到成为一名专门人才,大约要经过8~10年的努力,如果从中学毕业算起,4年的本科,6年左右的硕士博士,加起来差不多20年时间。

  阅历经年,杨乐感慨,“努力几个月或半年,很多年轻人可以做到,但是20年的奋斗,其间面临身体、家庭、婚姻等重重考验,没有一个理想的支撑,没有雄心壮志是很难实现的。”

  “学习成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一定要有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,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。不能只奋斗一段时期,而要像跑马拉松一样,坚持不懈,不断进步,提高自己的水平。”杨乐院士一语中的,成长成才不仅要跑得快,还要跑得远,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。

  初中立志一定要把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定理写在未来的数学书上,20多年后,杨乐和同事张广厚的成果被国际上称为“杨—张定理”;高中时,杨乐在书皮上写下“中科”二字,而今与中国科学院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。

  这位数学大家用自己的人生为这场“成长的马拉松”写下了最好的注脚。

  盘点12位院士的中学时代,他们将人生比喻为一场需要耐力、恒心的马拉松长跑,把兴趣、理想与坚持视为这场长跑的动力,是他们最终功成名就的一大原因。

  年过古稀之际,成为百年学府武汉大学唯一一名女院士的张俐娜,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诠释了马拉松的内涵。

  年轻时,囿于家庭原因,她难以全身心投入科研,46岁才“半路出家”,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。

  从一个烧瓶、一支试管到创建国际一流的科研实验室,“大器晚成者”张俐娜凭借世界首创的一种神奇低温水溶剂“秘方”,获得美国化学会安塞姆·佩恩奖,成为半个世纪以来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。

  17岁那年,郑永飞走上讲台,开始了长达两年的乡村执教生活。1977年,正式恢复高考,郑永飞与“老三届”同台竞技,不幸落榜了。

  有过失落,也曾怀疑自己还能否考得上,但他依旧选择了来年再战,最终跨入了南京大学(微博)的大门。

  2009年11月,这位刚过完50岁生日的科学家正埋头实验室里继续手头的科研,获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消息传来,他成为当年入选的最年轻院士。

  而同时期做民办老师的,有人一起考上大学,也有人在打牌玩耍中度过,多年后聚会时,依旧是一个乡村的民办教师,让人感慨命运的乖张和坚持的力量。

   “勤奋比天才更重要”

  在外界眼中,院士是一个有着神秘色彩的精英群体,是世俗眼中“天才”人物。

  然而,纵观记者采访的12位院士的奋斗历程,他们无不是靠着勤奋、顽强的拼搏精神继往开来。

  从小山村里的穷孩子,成长为中国“预应力大师”,吕志涛院士笃信,成才并取得成功靠三个法宝:天才、勤奋和机遇。

  他一直深知自己不是天才,而是凭借着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才走到今天。

  最初,吕志涛外语课学的是英语,上大学时,学校改学俄语了。全班只有两个同学从未接触过俄语,吕志涛就是其中一个,连33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。俄语老师总是提问吕志涛,他还为此哭过鼻子。

  从此,他几乎每天捧着俄文词典,关键词就用红笔画出来背,扩大词汇量和知识面。100多页的俄文词典,他反反复复翻看。研究生阶段,吕志涛阅读俄文文献就和中文文献的速度一样快了。

  被外界誉为“世界油菜之父”的傅廷栋院士更是在田野里办公,在田野里成长。

  在发现“波里马雄性不育型”油菜之前,傅廷栋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,一一排除过的油菜达几十万株。工作时,他常常一吃完饭就扎进校办农场金黄色的油菜地里,“东找找,西找找,看有没有雄性不育油菜”。

  “为了不要让自己的梦想睡去”,只上过一年半中学的杨焕明院士,在“上山下乡”运动中,四处找书、和人换书,每看完一本就立刻和别人交换。在做民办教师的间隙,杨焕明自学完初高中的英语、数学、物理全部课程,把县城能找到的书全都读遍了。

  当年与他曾同住一室的工友至今感慨,“他这个人说好每天背30个英语单词,就一定做到!”

  至今,这位全球知名的基因组学家还保持着每天读30篇以上文献资料的习惯,始终站在科研的最前沿。

  “自由生长方能育精英”

  在对12位院士的访谈中,“钱学森之问”是一个被屡屡提及的话题。自由宽松的氛围,因材施教的方法,是院士们至今念念不忘的“精英教育”模式。

  王元院士的老师华罗庚初中考(微博)试时,常受到老师的优待:“你出去玩吧,今天的考试题目太容易了,你就不要考了。”

  在这位曾担任过10年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主席的大数学家看来,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,我国“有教无类”做得越来越好,能够进入学校的人数远远超越自己当年那个时代,但“因材施教”远远不够,“必须承认智慧的差别,允许精英脱颖而出”。

  “孔子三千弟子,也只有七十二贤人,就是100人里只有2.4个人是英才,需要因材施教。”王元介绍,西方国家的教育重视英才,因为造福国家、重点创新要靠英才。

  而我国对于英才培养重视不够,7岁的孩子,有的只有4岁的智力,有的则非常早显露出较强的天赋。按部就班一级级的上学制度和考试制度,对优秀的 人才是一种藩篱,“就像穿一样的衣服、吃一样的饭、读一样的书,变成要齐步走,最后只有向落后看齐,好学生的才华被扼杀掉了”。

  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教授张寿武曾师从王元,当时,王元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经典解析数论已无出路可言,但看中了张寿武的勤勉和悟性,鼓励他自由选择方向。

  在张寿武硕士论文答辩时,王元在其答辩完成后说:“我们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,一个字也听不懂,但考虑到你每天很早就来办公室,很用功,这个硕士学位就送给你了,以后就不能蒙了。”

  至今,这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新科院士常常庆幸,有这样一位老师能给自己充分的信任,给予了自己足够自由的空间。

  “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倚碧鸳”,欧阳自远院士对金庸的书籍如数家珍。

  这位被誉为“嫦娥之父”的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,毫不讳言自己是“金庸迷”,在他眼中,能看野书的中学时代,是一个自由的时代,“坦白地说,我有很多东西是从金庸的小说里面知道的”。

  从小接受艺术熏陶的齐康院士,坦言“科学家应当懂艺术”。中学时,弹钢琴、读小说、学画画的经历,对于他后期的创作影响深远。“现在的教育把人教‘死了’,思维僵化了。我们要培养懂得‘传承、转化、创新’的全面人才。”他直言。

  说到当下中学教育,齐康摇头,连说了3个“不好”,“钱学森先生晚年时讲了一句话,‘中国培养不出人才’,说得有道理。一个人要全面发展,不能专门只学功课,那样要把人‘憋死掉’”。

  “家国情怀让人淡泊致远”

  中学时,郭光灿一心想着要学习,要学好,至于以后学什么专业、有什么目的,他并不清楚,“那时候很单纯,挺傻的”。

  多年后回首,郭光灿认为这种单纯也是一个优势,“我那时候只知道有了知识将来能做大事,虽然不知道能做什么,但明白这条路是对的”。

  他的成名作可以为此写下注脚:在从事量子信息研究时,孤军奋战的郭光灿在国内坐过10多年“冷板凳”,而最终,团队也收获了首先在国际上提出量子概率克隆原理的殊荣。

  与青年一代的接触中,郭光灿发现一个现象:现在许多中学生知识很多,思想却变得复杂,做任何事情都带有目的性,“动机非常强烈,参加学校夏令营都计较着能得到什么才决定是否参加,家长们传递的观念也都是希望孩子弹钢琴、学唱歌,将来一举成名”。

  他理解今天年轻人的痛苦,自己当年是只知道往一条路上走,就可以心无旁骛,“如今的年轻人已经回不到我那个时代,有时候不是说他不愿意努力,而是他们眼前可以选择的路太多,也容易迷茫,想要在每条路上都有收获,结果分散了精力,也扼杀了才华。”

 

  “再给我10年时间,我还能继续往前走。”已过古稀之年的郭光灿希望,今天的中学生也能抛弃功利和杂念,做一个不停止进步和探索的人,真正实现人生价值——对民族和国家的价值。

  院士们一生的重大抉择与国家的命运沉浮相伴,家国情怀让人淡泊致远。

  1952年,欧阳自远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高考。填报志愿时,家里想让他学医,他自己想学天文,但那时国家要发展重工业,而发展重工业就需要找到矿产资源,因此,“唤醒沉睡的高山,寻找出无尽的宝藏”成了当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。

  成绩优异的欧阳自远也被这句口号打动了,于是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地质学院。

  1957年,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。当时正在攻读矿床学专业研究生的欧阳自远敏锐地认识到,尽管新中国还没有能力开展空间探测活动,但中国总得有人想这些问题。

  从此,欧阳自远把研究视野转到地球之外,并从1995年开始全力以赴从事月球研究工作,终于成为中国最顶尖的探月工程的科学家之一。(中国青年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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